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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现代法律之父:亲自劝回国的学生自杀了,成为一生过不去的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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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现代法律之父

一生过不去的坎就是劝学生回国


1982年,82岁高龄的中国现代法律之父,中国政法大学首任校长钱端升,不顾众人的好意劝说,硬是颤颤巍巍地拖着带病的身体,外出参加了一个追悼会。

要追悼的,正是他的学生。这是一场“白发人送黑发人”的伤心仪式。

看着学生的遗照,钱端升心中百感交集。悔恨?歉意?伤心?谁也不知道这位老者此时的心情。几十年时光眨眼过去,却恍如隔世。

共和国成立前夕,身在美国讲学的钱端升,受到了胡适等人的劝阻,希望他留在美国,继续从事学术研究。但抱着拳拳赤子之心的他,并不贪图美国的优越生活,他知道,万里之外的祖国,百废待兴,尤其在法律制度的建设上,急需要像他这样的专业人士。他做出了当时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的选择——回国。

在那时他的心中,祖国是一个充满着希望、光明、梦想的地方,百年来中国砥砺前行,推翻了2000多年的帝制,打跑了残暴的日寇,赶走了腐朽的国民党政权,迎来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,这样的国家,怎不让人心向往之?

启程之前,他觉得这样伟大的事业,不能一个人独往。他找到当时正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的学生田保生,劝说他一起回国。当昔日恩师一番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的劝说讲完之后,田保生当即答应。

回国后,钱端升看到的新中国,让他激动不已,在文章中他写道:

1949年10月1日,我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,看到象征着中国真正独立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,听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威严的声音,不禁热血沸腾。我意识到,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我将会不知疲倦地从事祖国需要我做的工作。

钱端升的工作,很重要的部分是负责第一部宪法的起草,另外就是培养更多政法人才。一起回国的学生田保生负责国际法的编译,“他埋首苦干,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著,希金斯和哥伯斯合著的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著译成中文,都有他一份辛劳。”

然而,谁也不曾想到,年轻的田保生却没能扛住后来的运动,和妻子一起自杀了。

古稀之年的钱端升见过了太多大风大浪,扛了下来,但这一生都无法释怀、过不去的坎,就是看着自己劝回国的学生,横遭不幸。他们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,可那个年代偏偏是无法无天……

2

17岁上清华,24岁哈佛博士

中国政法大学首任校长


也许很多人对钱端升这个名字并不熟悉,但他在中国现代法律建设上的地位,堪称奠基者。

1900年,钱端升生于上海。那一年,正是决定清王朝彻底垮台的庚子年。八国联军进了北京,慈禧太后带着皇族们扔下满城百姓仓皇逃命,中国的心脏,被八面旗子插入,帝国疼痛不已。

钱端升的成长,正是中国近代史最不堪、屈辱、磨难、奋起的一段。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,几乎都抱着一颗救国救民的心。有提倡教育救国的,如蔡元培;有提倡实业救国的,如张謇;有提倡改良救国的,如康、梁;有提倡革命救国的,如孙中山……而钱端升选择的是法律。


他17岁就考入清华大学,19岁被选为公派留学生赴美,24岁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,在国际法、政治学上造诣颇深。1924年,年轻有为的他回到了当时的“中华民国”,在清华大学讲授政治学、宪法学,开始培养大批中国自己的法律人才。同时,他还以笔锋为武器,写了大量文章针砭时弊。比如在《现代评论》杂志连续发表文章,强烈要求废除“领事裁判”,归还租界,并主张吸取西方经验,建立完善的中国行政系统。

因为笔锋犀利,他最终也被迫辞去北京的职务,南下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,抗战爆发后,他参与了西南联大法学院的创建,积极参与了抗战统一战线的活动。抗战胜利后,他应邀前往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,一直到48年回国。

因为在法律专业上的权威和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,钱端升可谓一代名士风采。著名诗人柳亚子就曾写诗称赞:“钱郎才气颇纵横,抵掌能谈政与兵。”他也成为当时蒋介石最忌惮的参政员,每次他在参政会上起立质询蒋介石,蒋都非常紧张。为了讨好钱端升,蒋介石多次以高官相许,但钱都不以为动。

1945年,内战的阴云笼罩着刚刚胜利的中国。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,钱端升正在组织一个“抵制内战,建立联合政府”的时事评论晚会。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团团包围了6000多师生,鸣枪示警。但师生毫无畏惧,钱端升还在台上发表了“内战必然毁灭中国”,“我们需要联合政府”的演说,赢得一片欢呼和掌声。

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,除了有一颗爱国的心,还有“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”的风骨。


钱端升成为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,当他在“一二.一”惨案后,组织法律委员会准备起诉国民党的时候,他收到了特务寄来的一颗子弹。但这些,都不能改变钱端升“铁肩担道义,辣手著文章”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。

正因如此,钱端升有着极强的个人魅力,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和追随者,这样是为什么后来他只要出面劝说,学生就会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,跟随他回国。

1952年,钱端升担任了中国政法大学首任校长,随后,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。为新中国的建设,鞠躬尽瘁。

但在后来的运动中,我们看到的钱端升,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,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锐气。他没有像梁漱溟那样,被押到台上让他检讨,结果他一句“三军可夺帅,匹夫不可夺志也”,把台下的人直接给呛回去。那些年,钱端升选择忍耐。在他后来的回忆文章里,他说:“在那检讨不起作用,实事不能求是,呼吁不获同情,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里,我之所以能饥即食、病即医,坚定地生存下去,是与……开导分不开的。”

“饥即食、病即医”,饿了就吃,有病就去看医生。凭借着这种“活下去”的意念,他撑了过来,而被他劝回来的学生田保生,选择了“玉碎”。

3

100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

100个鲁迅比不上一部法典


和活下去相比,死是容易的。

就像“赵氏孤儿”中公孙杵臼和程婴,一个选择去死,是容易,一个选择忍辱负重,苟且偷生,是艰难的。

“忍辱负重”的钱端升,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,继续为中国的法律事业和培养法律人才而贡献力量,我们真的太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了,在建设完善法制的路上,我们还任重道远。

为了让大家多读书,提升自己的思想,著名画家吴冠中曾经语出惊人:“100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”。画家是引导人们到达美学的领地,而鲁迅,是把丑陋和伤口揭示给众人。在鲁迅的时代,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,是欣赏美重要?还是看清自己的劣根性重要?我觉得当然是后者。“乱世用重典”,乱世也更需要“金刚怒目”的批判声音。

可在和平年代呢?鲁迅的批判固然也重要,但是,像钱端升这样的法律专家更为重要。因为鲁迅不是随随便便哪个年代都能出的,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年代,掌握一定资源,就可以在网上鼓动起大批的民众。而钱端升这样的法学家,尽管不能直接决定法律的制定,但他们的专业建议和权威,会帮助我们的法律越来越完善和合理。

从这一点上来说,100个鲁迅比不上一部法典。如果我要的东西都在法典里被一条一条规定了,并且被严格执行,“黑屋子”变成了“广厦万间”,哪里还需要“鲁迅”这样的知识分子来帮我呐喊和争取呢?

愿中国有更多像钱端升这样“富贵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”的法学家,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幸事。


文章来源:海那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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